9月11日，电视剧《交锋》播出至第12集。在第11集剧情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青年国安人员向领导成泰燊角色举报，称有证据表明彭昱畅角色是台湾间谍。面对这份举报，成泰燊角色作为领导表示，除非有确凿证据，否则不能怀疑自己的同事，不能进行无端举报。此情节充分展现了王小枪编剧的高明之处。
在谍战剧创作中，诸如张良计、过墙梯之类的情节，实则只是雕虫小技。当然，谍战剧需要这些内容，用以给观众呈现双方或多方谍战过招的情节，从而让大家获得故事性的爽感。然而，若一部谍战剧仅有这些，那它依旧较为平庸。反观王小枪编剧的《交锋》，则有着诸多不同。
**昨天我探讨了祖峰角色下跪的戏码，认为那是王小枪式的高级。今天我想聊聊成泰燊角色面对下级举报的做法，这同样是王小枪编剧的高明之处。**国安部门为何不能无端怀疑同志，不能进行缺乏实际证据的举报呢？在成泰燊角色的台词中，已然向观众说明，因为无端举报会让同志们寒心。而在台词之外，是谍战人员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
彭昱畅角色得知自己曾被怀疑后心情沮丧，王凯角色去安慰他，并讲述了“我国安部门最后一位被台湾逮捕的同志”的故事。这位同志隐藏着巨大的委屈，同时也面临着谍战人员最终需要直面的问题——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用哲学话语来说就是“我是谁”。以这位同志为例，他的一生都在反复追问“我是谁”。
这位同志因上级叛变，成为台湾方面追捕的对象。在荒野求生四年，他立场坚定，认定自己是大陆同志，敌人是台湾方面。后来他在台湾被捕，遭受利诱，妻儿甚至都成了台湾方面的人，但他依旧坚守。最终回到大陆后，他被大陆怀疑多年，去农场下放。此时，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多年后，妻儿前往美国，他留在大陆成为普通人，仍会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若看过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便会明白所有谍战人员都需面对“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当谍战人员在组织庇护下工作时，无需面对此追问。但一旦离开组织庇护，或被组织怀疑，就会像《交锋》中彭昱畅角色所面临的情况。
所以，彭昱畅角色的领导成泰燊角色非常明智——除非有确切证据，否则不能无端怀疑同志。为何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给予同志们组织认同感，避免自家同志陷入“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当然，从事谍战工作久了，必然会进入这种身份追问，尤其是在组织不信任时，自己能否坚守信仰。
**谍战叙事中，常讲述正派角色坚定的信仰和立场。许多抗日谍战剧都是如此，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主角同志们，永远不会叛变。但这类谍战剧很少触及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如何持续保持自我认同感和组织认同感？如何持续明确“我是谁”，从而不叛变。**王小枪编剧在《交锋》叙事中触及了这一点，并试图给出答案。
答案是，首先，同志要有坚定的信仰。其次，不能只强调同志自身的信仰，还需看到国家安全机关对同志们的保护，拒绝无端怀疑等。组织的信任，是同志们坚定信仰的前提条件。成泰燊角色面对同志内部的举报信时，态度明确，拒绝无端举报，并敲打举报人。
在国际上，很多优秀的谍战小说和谍战影视剧都会涉及这一点，即谍战主角处于“我是谁”的思考中，尤其是在自家组织不信任自己，自己成为双边间谍甚至多边间谍时。我觉得王小枪编剧应有广泛且国际化的相关阅读经验配资网上炒股配资，并能掌握优秀谍战故事的叙事方法。《交锋》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谍战故事的精彩，而在于对谍战人性归属的追问。（文/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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